【井然有序】鍾喬／行過南方
鍾喬《南方行過》書影。（圖／允晨提供）
自序《南方行過》（允晨出版）
我的書寫，幾乎與劇場脫離不了關係；如是，我在記憶的鏡像中，召喚了已知與未知！
那是一個接近日暮的時分，夕陽隱身，印在天空下的是層層雲或霧；我跟着環境劇場的觀衆，在一場演出中，如往常熟悉般地行走！熟悉，因爲腳下是我往返超過二十年歲月的階梯、坡道與草坪，還有視線內外引人的裝置藝術景觀；我該說，相較於以上更令人關切的是：貼在門扉上的春聯，紅紙黑字歷經歲月寒暑，一年新春到來去歲的痕跡猶在，經常讓我佇足片刻一如良久！這裡，僅存的十八戶人家，門口都釘有姓氏牌：「詹」、「徐」、「林」……爲的是告知，這是某某人家，非請勿擾。每一戶，都是我認識的鄰舍，他們的長輩，大都在1950年代前後，就跟着軍隊來此軍營爲家，自力更生，從底下的河邊挑泥沙拌水泥，在城市邊陲自力造屋蓋起磚房矮樓。
2004年SARS發生時，鐵絲綁成的石塊形成的新店溪畔防波堤內，蔓草荒煙無人問津；劇團搭起帳篷，日日夜夜埋鍋造飯，點火煙薰戲臺下的蚊蟲，排練演出《潮喑》一劇。劇中探問：「老兵，作爲被現代化想像所排擠的市民，如何在生存的日常中安身立命呢？」這樣的文化想像，於是轉化爲劇場行動，闖進這邊緣區塊。這在當年，多少和引進日本帳篷劇的想像密切相關。
二十年過後，埋下記憶之石的歷史斷面，再次推出：《裂縫──斷面記憶》帳篷環境劇場。我想着年少時便景仰的詩人歌手──柯恩（Leonard Cohen）在〈讚美詩〉（‘Anthem’）一歌的詞句中的名言：
低沉的歌聲與深入心扉的詩句，以一種穿透時間的能量，在時間的鏡面上，與塵埃一起共度行過的歲月。一切彷彿回返初初跨越石陣，在坎坷的路徑間勘場的記憶，轉身回神後，我繼續這樣書寫：
這裡是寶藏巖，我走着……突然發覺階梯旁的腳側，有一塊小小的藍色生苔石塊，刻有白字寫着：一個小屋象徵一個靈魂。這是我與藝術家林舜龍爲一件他命名爲「心房」的裝置作品，留下的記憶之石。是的，每一戶人家留下的靈魂，都是寶藏巖的印記，覆滿底層無言的記憶，像似魯迅在《野草》所言：當我沉默着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這是一種怎樣的情懷呢？我常琢磨！
這世上，因沉默而充實的例子，就算少見，卻也每每轉作深思的情境；當開口時，竟然空虛也接踵而至。我見聞的是：第一次觀賞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名作《尤里西斯的凝視》時，着實被那場巨大的列寧頭像被吊起的景觀，給震驚地沉默了良久；那以後，有幾回再看，很想對自己解說這場景的意涵，卻都感到空虛了。因爲，再多的解說都是多餘的；就此我沉默了，卻在近日再度觀看這場面時，在內心殘存了這沉默的詩意！對於殘存，我學習無悔！
但，我也會想，解說沒什麼好與不好！純粹是怕多餘了！多餘，對詩所創造的奇蹟而言，着實是一種累贅。在電影或者劇場裡，也是一樣的；我因此寫下了許多如散文的篇章，儘量剝落解說，返璞歸真。在我想，這部電影的長鏡頭，主要在追究記憶在時間中是什麼？長河的渡輪上，河水匆匆流淌下的列寧頭像與石身，或許在召喚一種未來記憶的復返，又或遠行後的新生呢？
這似乎也在問：冷戰年代終結後，世界將何去何從的未知，在極端性的不安中，被強制地以單極霸權催生而登場，新冷戰連滾帶爬地登場；面對這樣的霸權，記憶轉化爲一種超越緬懷的召喚；我這麼想時，也將那塊腳下隨意被忽視的記憶之石，在內心作了印記！
可以說，記憶的召喚，也有凝視的效應；像似讓我們在鏡面中，折射出自身的種種面貌與傾向。我在冷戰看似解體的世界假象中，重新凝視全球化的到來，那時我隱約瞭解：爲何長鏡頭在大河上運行時，像似昔時的身影都在鏡中復活了！詩意的召喚，讓過去不僅僅是過去，而是呼吸與共的當下。我突然熱愛起這種感知，不是因爲緬懷，而是體會了馬奎斯在自傳《活着爲了講述》中的題辭：生活不是活過的日子，而是爲了講述在記憶中的日子。
於是，我憶起戒嚴年代尾聲前數年，人在軍中，有一回輪到我服役的聯勤營隊打靶。坐在等待區等着上場打手槍實彈，心中正盤算着如何瞄準靶心時，突而輔導長走向我跟前，以他一向發黑的印堂撐起一張尖尖的臉，帶些神秘的皮笑，刻意低聲開口地問我：鍾少尉，最近有和陳映真聯絡嗎？我臉色頓然下沉，深呼吸一口氣後，收斂不安的心跳，從容不迫慌張地回答：報告輔導長，少尉很久未曾聯絡陳先生了！聽我這麼不帶情緒的回答後，他又說了：遇上他，代我向他問好！
這記憶，潛藏着數不清的威脅。服役前，我就知道自己被列入情治單位的黑名單，只是未料竟是在這樣的場景鋪陳下，得去面對即將舉槍面對靶心的緊張。從童年起，我坐上返回三義家鄉的燒煤火車車廂，一眼望見車廂鄰廁所前的牆板，始終貼有相同的海報：一張像似監視着你的方方臉，帶上一副墨黑的眼鏡，兩旁寫有斗大標語：「保密防諜，人人有責。」打靶的當下，輔導長的言下之意，不恰在透過心理威懾，要我將靶心對準「匪諜」嗎？
這樣的經驗，似乎潛伏着我內心的某種意念：在未知的後革命年代，去開展以變革作爲參照的書寫與劇場。那些年，經常往返菲律賓，爲的是與「古教士劇團」的導演Al Santos合作，藉以完成《士兵的故事》這齣戲碼。戲中，以臺灣人日本兵在菲律賓叢林的匿蹤，作爲迴應戰爭殘酷的反戰主軸。翻閱當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的《廣島札記》，作家帶着某種深具反思性的語重心長，來到廣島之河，爲一位他在巴黎自殺的朋友放水燈。朋友自殺，因對核戰恐懼到歇斯底里。各種色彩的燈籠，隨着漲潮的河水逆流而上，作家說：「沒有任何一條河曾像這些河流一樣，浮起過如此多的靈魂。這條死亡之河啊！」
大江對於死亡與戰爭的書寫，轉入我的詩意身體意象中，蔚爲風格。1996年，一個夜色低沉時分，臺北城南某個巷子口的海產店口，坐着歷經時間痕跡，滿臉黑胡的發胖中年，是我；對座的是林靖傑導演，正愁思着他的電影、學運和文學創作。我說，我幹了劇場幾年，不是在街頭就在公園排練演出，租場地排練積蓄都賠進去了，還不夠。沒有場所，寫作與導戲如何繼續下去呢？
他抽了根菸，一向瘦瘦瀟灑的神色裡，透露幾分憂鬱；轉了個身舉起手中的酒杯，不動聲色地微笑着，說是到同安街轉角，有一家很好吃的蚵仔麪線攤子，往前右轉進巷子，有一幢漏雨的日式建築，搬來那裡和我的電影工作室合用空間吧！
記憶中大臺北同安街巷弄，夏日，午後有雨，一如往常在雨後蒸騰的熱氣中，有一種潮溼遺留下來的孤寂感。沒有人會來到的想像中的劇場，倒有一個榻榻米房的後院，陷着幾些窟窿的水泥地板上，殘餘的色澤，暈染着因日曬雨淋而不堪磨難的印記，多少讓人看着便發悶。就在這片發悶的水泥凹凸中，搬來廢棄堆中的一塊棧板，想起如何拼貼出詩意劇場的書寫與劇場表現。
那年，找了劇場演員小段幫忙，在後院搬來棧板堆疊，搭上三色塑膠篷，就成了克難中再克難也不過的排練場了。就這樣，時不時，排練到一半，篷上滴着雨，突然就有炒菜的後巷媽媽，拉開廚房窗戶，嚷着說：「別吵啦！沒看我在炒菜啊！你們在嚷嚷什麼戰爭不戰爭的呀！」隨即關上窗戶，留下陣陣芹菜炒豆乾的香味……
《士兵的故事》也就這樣登上巡迴場的貨車！一齣戲，運用在詩意的身體中，激盪戰爭陰影下的悲歌。肢體鋪陳兩個在叢林躲藏的士兵，不相信戰爭已經結束的衝突；廝殺與矛盾，引來寓言中日本古老武將的傳說：將軍帶領的蜜蜂將轉化爲士兵，展開一場永不止息的戰爭，帶來的是無法阻擋的核爆悲劇！大江健三郎曾在書寫中，留下廣島核爆後這樣的悲歌：離開的人，在幸福的感覺逝去後，內心永遠被愧疚纏繞；沒有離開的人，瞬間消失或者幾乎成爲乾渴的肉身；於是在戲中，恐慌的靈魂，喝下核爆後荒地上難尋的滴水。
那一年，劇團創立，我已屆中年四十。記憶之石烙刻着：「戰爭是人性深層的一面鏡子，映照着受害者被扭曲的靈魂。」
1996，距離戒嚴時期的黑名單事件，已有十年以上時間；我也已「行過南方」的飛砂走石，在跌宕間備嘗浮沉之途的衝撞。「南方」，來自於1980年代閱讀陳映真的《夜行貨車》，小說中最後這一段話：「轟隆轟隆地開向南方的他的故鄉的貨車。」意有所指地，不說一般性的「南部」，而說「南方」。在我想，指涉的恰是超越「本土」以外的「鄉土」。亦即，在邊緣、底層、后街或者泛稱的第三世界的視角上，去探索創作與世界的對話關係！
在這樣的探索到途中，我記下走過的足跡；客家話說：行過即是走過。我因此在未知中行過南方。畢竟，「南方」是一種語境，意味着：對話與抵抗。生有涯而魂無涯，記憶之石召喚鏡像，浮沉各式身影；唯我之於裂痕的失序，有一種深掘其後設情境的欲求：思考自己的思考，說難做更難；然則，回返驅力本身的書寫與劇場，恰是這樣被生產出來的。
此刻，我想到記憶鏡像中，在裂縫掙扎的身影。記憶，記憶除了緬懷，也有召喚。召喚什麼？似乎便是南方給行過的自己，留下什麼無言的聲音、話語以及或許的一場夢境，等待拆解……
差事三十，寫作無歲月，僅以行過南方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