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然有序】吳錫德／一直都在旅行的作家

1957年的卡繆，他在該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圖／取自維基）

譯者序：Albert Camus／着，吳錫德／譯《紐約的雨：卡繆旅行札記》（允晨出版）

如果我們說：人生如旅。那麼法國作家卡繆（1913-1960）將會是一位最鮮活的例子。他一生都在旅行（廣義的）。旅行教會他許多人間事，旅行豐富他的知識，滋養他的見解；旅行讓他大開眼界，擺脫貧窮及困頓，讓他脫穎而出，成爲法國一顆亮麗的文壇新秀，然後繼續發光發熱，成爲彼時法國最具道德勇氣的知識分子。不過，他又得竟日與惡勢力對抗，與病魔周旋，最後以無比的勇氣，外加上天的眷顧，登上高峰，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青睞（1957），因爲「他的重要作品以一種精闢又嚴謹的方式，闡述了當代人類的自覺問題」。簡言之，旅行成就了卡繆，也成就了他的文學。但他卻非僅僅是一名靠書寫爲業的藝術家。他的作品的每一行每一字可說都是千錘百煉寫出的，他的每份心意都是提醒自己要去照亮別人。他的遊記更是他心底最樸實、最誠摯的呼籲和真情流露。

很多人都知道，卡繆是文學作品的寫手，他創作小說、辯論哲理、改編劇本、鍼砭時事等等，但很少人知道他亦是美文大師。他的文筆很早就被馬爾侯、紀德等彼時的文壇大老所肯定。他的散文不僅詩意濃厚，更是縱橫古今，引經據典，令人耳目一新。他的遊記亦是銜接他的思考與文學創作的重要媒介。本譯文集收錄了十六篇（當中美洲行的兩篇札記，屬於即時紀錄，少了些許脩潤），橫跨二十年的光陰（1937-57）。這不算短的時間，可說是他文學生命歷程中最關鍵的一段。從二戰前的青澀書寫、新聞報導、劇本改編，到戰爭期間轉入地下，主持《戰鬥報》編務，投身文學報國。及至戰後協助凝聚國中分歧、呼籲平息阿爾及利亞獨立紛爭，等等。他都企圖透過文學（廣義的）來感化法國同胞，乃至全世界能閱讀他的作品的每一個人。不過，當中他的遊記似乎往往最被忽略。

從最狹義的旅行定義而論，卡繆年輕時已多次結伴歐洲諸國自助遊，首都巴黎更不在話下。這時期的旅行毋寧是前往異地，去體驗感受，或引發精神的觸動，並透過書寫，發抒情感，獲得某種作爲文學創作者的喜悅。地下抗敵的經驗拉高了精神層次，隨時隨地置身險境的生活，以及罹患當時不愈之症肺結核病的苦楚，不僅無時無刻要與死神博弈，也被迫送進乾燥山區療養（至少六、七回之多）。這樣的身體位移，及屢屢遷徙，不僅險象環生，亦困頓難熬。爲此，他的思緒、他的書寫必定更臻成熟、更趨急迫。因爲他想在有限的時間裡，竭其所能地提醒世人：何謂人？何謂良知？無怪乎，他的好友沙特在他因車禍英年早逝撰文懷念他時（1960）說道：「他頂住歷史潮流，成了本世紀的代表；其作品乃是繼承着源遠流長堪稱法國最大特色的警世文學……」如今，我們細讀他的遊記，必然更饒具深度及廣度。

旅行是對「空間」的一種理解及掌握，包括對它的想像。這當中必然會有許多感性的、個別的體驗。旅行也是一種記憶，它可能原原本本的呈現，就像相片或影片那樣，也可能是鱗光片影，或匿而不顯，甚至改頭換面；它也可能在某個偶遇的時間點，透過某個相似的介物，喚醒或串起一大片影像。如此一來，旅行便能提供給敘述者更多的空間，更多的題材，更深刻的自覺，最終可讓書寫更豐富多彩。卡繆遊記的特色之一，便是將其旅行經驗內化爲他的核心思辨（如：放逐、疏離、荒謬、節制等），並透過書寫（藝術化處理），將每篇遊記寫成感人的美文，讓讀者既感受到其文字書寫的功力，也能從中獲得他的微言大義。重要的是，旅行中所見的空間，及其所見所聞的人事物，在卡繆眼底卻可成爲層層疊疊般的「深廣意識」，也就可能成了如詩如畫的感動空間。爲此，他的遊記就不能單純地以寫景散文看待。

卡繆在早年出版的散文集《正與反》（1937）中便已確知，留住某個形象對寫作的關鍵作用。他說道：「人的創作不過是藉由藝術手法，經歷漫長的道路，重新發現兩三個既淳樸且偉大的形象，而心扉的首次敞開便是向着這些形象。」凝住畫面，凍結形象，不論是具體的場景或稀鬆平常的對話，皆成了他醞釀作品的珍貴素材。他還在《異鄉人》一書裡自我安慰地說：「一個人哪怕只是生活過一天，也可以毫無困難地在牢裡過上一百年。」這樣的認知，既是哲理，也是日常神話。換言之，卡繆不僅擅於擷取日常生活的景物，最主要的莫過於他確定了想像力在文學創作的重要性，且無時無刻都在思索如何將最習見的事物，轉化爲神話的可能。質言之，我們似乎應當更加留意卡繆遊記中的某些形象，那必定是他精挑細選，刻意安排的關鍵，甚至就是他想提醒我們認同的引子。

根據一位卡繆研究專家（J. Lévi-Valensi）的評論，卡繆創作的敘事過程，是循着「形象—象徵—思考」這條軸線展開的。換言之，形象的選定至爲關鍵，而這個形象卻可以再稀鬆平常不過，如一則電報、廣告文案、新聞簡報，或者某人不經意說出的話，等等。卡繆曾在他的札記裡寫道：「我們是透過形象來思考的。」也就是說，一個小說家應當能夠在日常生活中的平凡景觀裡擷取象徵，又能夠在不違背此一景觀的真實性下，讓它與自身的世界觀相吻合。譬如捷克發生的一樁社會事件，一名少小離家的兒子回家探親，被母親和妹妹誤殺的事件。這個事件很自然（世界各地也都一直有類似的案件發生），卻又那麼不真實。卡繆從中提領，創作了一齣劇本《誤會》，迄今它還不斷在各地上演。這便是一種「神話」級的操作。總之，事件從形象走進象徵，但它又是那麼真實，故它自身開創了屬於它的「神話」（一種恆久的觀點）。卡繆的遊記裡，很輕易地就能讓人發現許多這類的「神話」。

卡繆說過：「旅行中沒有歡愉，我把旅行看成一次精神考驗。……就像偉大而嚴肅的科學實踐，旅行幫助我們找回自己。」當我們注意到這些遊記，又當我們細讀了它，很輕易地就能發覺，卡繆正在講述他的旅遊故事，也就是他曾經作爲人的一段故事。總之，這本二十年練就的遊記，不談玄學、不言宗教、不理政治，一切以人爲本，講述的是人作爲人，活在人類歷史的洪流，存在於世間的諸多感知、期盼，以及責任。它的內容超越時空、不分種族，乃是人類共有的文化資產。它的文字細膩，它的心思如此清澈，如此令人歡愉，是可以讓人神遊的旅程，也更可以讓我們多認識像卡繆這樣一位博雅之士。如今，卡繆雖已不在，但我們似乎還覺得他只是出門遠行而已。循着他走過的路，我們依然可以感受到他想跟我們分享的旅行樂趣！

Albert Camus／着，吳錫德／譯《紐約的雨：卡繆旅行札記》書影。（圖／允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