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以關稅應對中國產能過剩

德國之聲：德國政府此前的對華戰略中，將中國列爲夥伴、競爭者和制度對手。請問當前情況下，中國更多是夥伴、競爭者還是對手？

Jörg Wuttke：我覺得這一三重定性是適當的。比如，在氣候保護中，我們是共同合作的夥伴。在全球市場以及中國、歐洲市場上，我們是競爭對手。與此同時，中國是極權體制，我們則是民主自由制度。我認爲，夥伴、競爭者和對手這一排序也是適當的。

德國之聲：默茨此次訪華期間，似乎降低了將中國視之爲“對手”的聲調，而強調夥伴關係。原因何在呢？

Jörg Wuttke：這我也無從得知。當然，中國完全不喜歡“對手”這個詞，也否認“制度對手”的說法。他可能因此降低了聲調，而稱中國爲夥伴和競爭者。

Jörg Wuttke：首先我們需要中國作爲供貨商。中國生產優質產品，從光伏電池板到電子產品，如手機。

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中國作爲第三方參與調解衝突，比如烏克蘭戰爭。雙方之間有巨大的鴻溝。如果中國能夠作爲夥伴，理解在我們邊境的這場戰爭也不符合中國的利益，那就更好了。

Jörg Wuttke：在中國工業化的過程中，德國是理想的供貨商。無論是化工、機械還是技術，比如建立汽車工業的供應鏈。大陸集團、博世等都在中國大舉投資。

但如今的問題是，這些公司以及大衆、寶馬、奔馳都在中國生產，越來越少地需要從德國進口。這一方面是因爲中國向電動汽車的轉型，另一方面也是因爲中國在工業化進程中，技術水準逐步升級。甚至可以說，中國幾乎不再需要德國。

可能還有一些德國製造的設備不可替代。但大企業已都在中國生產，而且向德國出口。所以，雖有德國品牌之名，但是在中國製造的。

另外一個過去六、七年來的問題是匯率。歐元大幅升值，人民幣大幅貶值。人民幣貶值幅度達40%，這是無法與之競爭的。因此對華出口也大幅減少。

在其它市場上，我們也面臨中國企業的挑戰。他們不但有生產優勢，而且有人民幣貶值的優勢。

Jörg Wuttke：是的，德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如今已達870億歐元。15、20年前，我們還曾對華有貿易順差。

Jörg Wuttke：是的，這些企業的利益與政府或工會的利益方向有分歧。比如，在合肥生產大衆汽車，對大衆品牌、對股東而言，肯定是件好事，但對沃爾夫斯堡（編者注：大衆德國總部）的就業崗位而言，就不是好事了。

不過，與此同時，大衆、寶馬和奔馳也在中國學習從燃油車向電動汽車的轉型。中國在這方面有成熟的體系。因此，我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常稱中國爲“健身房”，可以學習、瞭解那裡的供應鏈體系。

Jörg Wuttke：是的。我在擔任歐盟商會主席期間，曾多次發佈相關主題的報告。結論都是相同的。中國通過“計劃”進行生產，總是以生產過剩爲結局。這是體制性的，因爲三十多個省級行政區都在搞“複製”，並且大部分是使用國家資金。換句話說，這些不是私有企業，沒有利潤就會宣告破產。這些企業是靠國家的資金維繫下去。因此今天在中國仍有140個汽車品牌。

產能過剩在與其它國家的貿易中帶來問題。但對中國國內來說更糟。沒有誰盈利，都在瘋狂上馬，都想分得一杯羹。

因此，我們在歐洲必須採取防禦，通過關稅予以迴應。特別是針對匯率問題。如果一種貨幣貶值30-40%，必須看是否採取關稅措施。如今全球已經有55個經濟體對中國的鋼鋁採取了關稅措施。

Jörg Wuttke：如果每五個運往歐洲的集裝箱，只對應一個運往中國的集裝箱， 那麼（歐洲）市場本身就是一個籌碼。因此，不是說要懲罰中國，而是保護本土的工業。所以纔有關於關稅的討論。其它的籌碼我們幾乎沒有。

我在向總理提供簡報的時候也提到，應邀請中國企業來歐洲投資。中國企業應在歐洲創造就業崗位，進入我們的供應鏈，特別是數字、電動汽車領域。不過，德國作爲投資地點，確實存在過度監管、成本高等問題。我的一個建議是，吸引中國成功的企業家來德國落戶。每年有15000個百萬富翁因政治原因或擔心受到稅務追繳而離開中國。但他們會去東京、新加坡、迪拜，而不會來德國。應積極吸引他們前往歐洲。

（以上採訪內容有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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