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習會之後　臺灣如何被重新設定選擇框架

▲日前舉行的「鄭習會」，表面上是一場以交流爲名的高層會面，主軸圍繞和平、經濟與合作；然而，這場會面的核心，從來不在於當下談成了什麼，而在於它試圖重新塑造臺灣社會對兩岸關係的理解方式與選擇框架。（圖／記者陳冠宇攝）

●張亞柔／自由業

日前舉行的「鄭習會」，表面上是一場以交流爲名的高層會面，主軸圍繞和平、經濟與合作；然而，若從宏觀的戰略層次觀察，這場會面的核心，從來不在於當下談成了什麼，而在於它試圖重新塑造臺灣社會對兩岸關係的理解方式與選擇框架。

換句話說，這不只是一次會談，而是一場有意識推進的敘事工程。

鄭習會後的公開論述，反覆強調「政治對話」、「制度性互信」與「降低對抗」，並將其直接與和平連結。這樣的語言設計，正在進行一個關鍵轉換：過去，臺灣社會普遍將和平建立在「嚇阻能力」之上；如今，另一種路徑被提出——透過對話與互信，也能取得和平。

然而，關鍵不在於這條路是否存在，而在於它要求臺灣先付出什麼、模糊了哪些代價。當和平被重新定義爲可以透過政治協商獲得時，也等同於將安全問題轉化爲一種可以交換、可以談判的選項。

記者會中，臺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國際民航組織 與國際刑警組織被具體提出，並被包裝爲「和平紅利」。然而，問題從來不在於「是否支持參與」，而在於參與的前提條件是什麼。當國際參與必須建立在特定政治基礎之上時，它就不再是一種應有的權利，而變成取決於他方條件的「有限准入」。

這樣的轉變，等同於把「本來應該在場」的地位，改寫爲「表現符合期待才能留下」。長期下來，臺灣的國際空間將不再取決於自身能力，而是受制於外部設定的政治門檻。

另一個關鍵訊號，是將兩岸關係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等區域經濟整合直接掛鉤。這樣的論述隱含一條清晰但高度政治化的因果鏈：改善兩岸關係 → 進入區域經濟 → 有發展機會。

問題在於，這不只是政策選項，而是將經濟發展與單一政治路徑進行綁定。當這種邏輯被內化，臺灣未來的經濟選擇，將不再是多元開放，而是逐步被鎖進特定政治軌道之中。

「臺海不應成爲外部勢力的棋盤」這類說法，看似中性，實則帶有明確的戰略指向。它將臺海緊張的成因，從單方壓力轉化爲大國競逐的結果，進而模糊責任歸屬。

更關鍵的是，當外部支持被描繪爲「問題來源」而非「穩定因素」，臺灣的安全選項也會被重新排序。這種敘事，是在重新界定什麼才被視爲合理的安全依賴。

綜上所述，鄭習會的目的，在於長期影響臺灣社會的思考方式。透過這場會面，一種強而有力的選擇框架正在被建立：要安全，還是要經濟？要對抗，還是要對話？

這些看似理性的選項，本身就是被設計過的結果。當公共討論被引導進入這樣的二分法時，真正被壓縮的，往往是更復雜、更多元的政策可能性。

鄭習會的意義，在於如何影響後續的討論、決策與認知。如果傳統政治會談是爲了解決問題，那麼這場會面的更深層目標，則是重新定義問題，並進一步影響人們理解與選擇答案的方式。

當「和平」被設計成一種選項時，它同時也被設計成一種交換；而當選項本身被預先設定，真正的選擇，其實早已被限制在框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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