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起觀察》稱謂之外：誰來當海基會董事長真的重要嗎？

海基會23日舉行第12屆董監事第1次臨時聯席會議，新任董事長蘇嘉全（中）致詞時向對岸喊話，兩岸之間沒有不能解決的問題。（範揚光攝）

日前，蘇嘉全接任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一句「中國大陸」旋即成爲新聞標題，看似語言風格的轉折，卻掩不住更深層的政策混亂。因爲真正令人困惑的是，從來不是稱謂，而是執政黨在兩岸政策上的顛三倒四。更關鍵的是，如果政策方向本身即無意緩和兩岸關係，而且持續將對岸定位爲「境外敵對勢力」，那麼誰來擔任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其實差別不大。

因爲問題從來不在人，而在結構。

海基會的角色設計，本質上是一個在高度政治敏感狀態下，替雙方保留最低限度溝通空間的制度設計。它的功能不是宣示主權立場，而是在避免兩岸衝突，並且讓技術性、事務性的對話能夠持續存在。然而，當政府整體兩岸政策已經預設對岸是無法互信、不可接觸、避免往來的「敵對存在」，那麼這個機構的作用都很有限。

這也正是當前臺灣兩岸治理最弔詭之處。一方面，政府高層反覆強調「交流不等於讓步」、「對話是爲了避免衝突」；另一方面，在實際政策與制度操作上，卻不斷將對岸全面納入「安全化」、「敵對化」的框架之中。交流機制長期停擺，制度互信被凍結，人民往來被層層設限。在這樣的結構下，任何語言上的善意，不論包裝得多麼謹慎，都難以轉化爲實質行動。

當政治口號蓋過制度設計，民主往往失去最堅固的防線。海基會董事長於是成爲一個被推到前臺的位置，承接社會對「破冰」的期待，卻缺乏真正的政策槓桿。稱謂被過度放大，人事被反覆解讀，反而掩蓋了真正需要被檢驗的問題：政府是否願意爲兩岸關係設定一條可持續、可監督、可調整的治理路徑？

放眼國際經驗，將對手徹底敵對化，往往意味着外交與溝通工具的自我封印。即便在冷戰最緊張的年代，美蘇之間仍保有熱線與談判機制，並非出於信任，而是基於對誤判與失控風險的清醒認知。真正成熟的治理，不是否認衝突，而是在任何狀況下都爲溝通留下制度空間。

相較之下，若總統先行否定一切友善交流可能，再期待某位海基會董事長「有所作爲」，本身就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像。未獲政策授權的角色，只能做象徵性的發言；沒有政策轉向的人事調整，終究是換湯不換藥。

因此，真正的核心問題在於：安全與交流未必只能是零和選擇，風險管理與人民往來也不必然彼此排斥。如果政府無法體認這個現實，那麼無論稱呼如何調整、人事如何更替，海基會都只能原地踏步。

兩岸稱謂可以調整，海基會董事長可以換人，但政策前提若始終不變，結果自然也不會不同。真正的挑戰，不在於誰坐在那張椅子上，而在於我們是否願意承認：臺灣若沒有改善兩岸關係的意圖，就不會有更寬闊與和諧的兩岸交流前景。（本文作者爲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