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本質是經濟崩潰 李其澤：被美國包裝成政治劇碼

李其澤認爲，伊朗的核心問題是信任瓦解，而美國卻藉機把軍事恫嚇當政治語言。圖爲西班牙聲援伊朗的羣衆。（圖／路透社）

德黑蘭街頭近日再度陷入催淚瓦斯、憤怒與血腥鎮壓之中，這無疑是自2022年以來最嚴峻的一次反政府示威。學者李其澤觀察認爲，其核心本質是經濟崩潰、政治正當性流失與社會信任瓦解的集中爆發；然而，這場原本屬於伊朗社會自身的歷史性考驗，卻在短短數日內，被華盛頓重新包裝成一場關於「是否動武」的美國政治劇碼。

美國總統川普高調宣稱「援助即將到來」，並暗示美軍已整裝待發；國會鷹派隨之起舞，輿論場迅速瀰漫「美國是否再次對伊朗動武」的揣測。彰師大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李其澤今（14）日表示，問題不在於伊朗政權是否殘暴，而在於華盛頓再次選擇用最具風險、也最缺乏說服力的方式迴應：把軍事恫嚇當成政治語言。

他強調，川普式外交的特徵，在此展露無遺。一方面，聲稱伊朗已「致電求和」、雙方存在談判空間；另一方面，又威脅若鎮壓持續將採取「非常強烈」的軍事行動。這種刻意製造矛盾、不確定性與戲劇張力的策略，或許曾在商業談判與選舉動員中奏效，但在高風險的國際安全環境中，卻只會放大誤判的可能性。尤其在2026年的情勢下，這套「極限施壓＋交易藝術」的老劇本，已難以掩蓋一個根本問題：美國自己也說不清楚，究竟爲何而戰、要打到哪裡爲止。

與2025年美以聯軍針對伊朗核設施、目標相對明確的軍事行動不同，當前所謂「可能動武」的政治目的極度模糊。是爲了保護街頭示威者？懲罰鎮壓行爲？還是暗示政權更迭？歷史經驗清楚告訴我們，當外部武力介入缺乏清晰終局設計時，結果往往不是民主化，而是威權體制的反彈與強化。對伊朗而言，一旦美國導彈落地，德黑蘭當局幾乎必然成功完成敘事轉換：從「鎮壓人民的失敗政府」，變成「抵抗外敵的民族堡壘」。原本針對統治菁英的憤怒，將被導向民族主義動員；街頭抗議者，則更容易被貼上「外國代理人」的標籤，遭到更殘酷的清洗。

李其澤認爲，這一次更值得注意的是，區域盟友並未隨華盛頓的音量起舞。波斯灣國家的態度，反映出對戰爭風險的深刻厭倦與對美國決策品質的疑慮。2025年的軍事行動雖然削弱了伊朗部分能力，卻也讓沙烏地阿拉伯、卡達等國清楚意識到自身在報復性飛彈、代理人戰爭與能源衝擊面前的脆弱性。當這些國傢俬下勸阻美國保持克制，甚至拒絕提供領空與基地時，所傳遞的訊息十分清楚：他們不願爲一場缺乏政治終點的衝突承擔代價。失去盟友的政治背書與後勤支持，美國任何軍事行動都將成本倍增，卻未必更有效。

從軍事現實來看，白宮的強硬語言同樣缺乏實質支撐。美軍目前在中東並未集結足以支撐全面衝突的兵力，真正可行的選項僅限於有限空襲、網路戰或象徵性的懲罰性打擊。然而，對一個剛經歷核設施被炸、卻仍屹立不倒的政權而言，這類行動既難以動搖其統治基礎，又可能暴露美國「雷聲大、雨點小」的威懾困境，反而誘發伊朗以不對稱方式回擊美軍基地、航運通道與盟友目標，將局勢推向不可控的升級螺旋。

事實上，伊朗當前最致命的弱點，並不在戰場，而在內部。經濟困境、貨幣貶值、青年失業、菁英裂痕與統治合法性的持續流失，正在從結構上侵蝕這個政權的生存基礎。對美國而言，真正有效、且風險最低的策略，從來不是即興的軍事恫嚇，而是枯燥卻致命的制度性施壓：嚴格執行制裁、切斷非法石油出口與影子船隊、削弱鎮壓機器的財政與資訊能力，並在外交與輿論層面持續放大其正當性危機。這些手段無法帶來即時的政治掌聲，卻遠比任何巡弋飛彈更能動搖威權體制的根基。

李其澤指出，真正令人警惕的，或許不是伊朗的動盪本身，而是美國再次把「可能用武」當成一種政治修辭與談判工具。當戰爭被用來塑造領導者形象、轉移國內注意力或製造談判籌碼時，它就不再是戰略工具，而是一場高風險賭博。歷史已多次證明，這種賭局的籌碼，往往是無辜的生命、失控的區域秩序，以及難以回收的長期後果。

在這個動盪的 2026 年開端，美國真正需要展現的，不是「可以打」的姿態，而是「知道何時不該打」的判斷力。就歷史的長河來看，在國際政治中，最困難、也最負責任的選擇，往往不是扣動扳機，而是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