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失靈下　臺灣更不能錯過CPTPP

▲世界貿易組織（WTO）在瑞士日內瓦的總部。（圖／路透）

●劉大年／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世界貿易組織（WTO）第十四屆部長會議（MC14）最終未能取得任何具體成果。會議不僅未發佈部長宣言，甚至連反映最低共識的主席摘要亦付之闕如，凸顯此次會議已不僅是成果不足，而是運作機制本身出現明顯失序。

MC14的挫敗，並非單一議題卡關，而是制度性全面失靈的集中體現。首先，爭端解決機制長期停擺，使既有規則缺乏執行力；其次，在補貼、產業政策與數位貿易等關鍵領域，主要經濟體分歧難以弭平；再者，「開發中國家」地位爭議，使責任分擔與義務配置無法形成共識。此外，電子商務關稅暫停措施未獲延長、投資便利化協定未能採納、WTO改革工作計劃亦未形成共識。這些問題並非短期談判所能解決，而是牽涉全球權力結構與經濟模式的深層衝突。

綜合而言，當前困境凸顯兩項核心問題：其一，「共識決」機制在成員增加與利益分歧擴大的情況下，已由制度保障轉爲運作瓶頸；其二，主要經濟體對改革方向缺乏基本共識，不僅使談判難以推進，也反映全球經貿權力結構與政策路徑的分裂。

WTO雖陷入停滯，理念相近國家並未停止規則建構，反而透過多元平臺持續推進合作。「制度內分流」正逐步成爲國際經貿治理的新常態，WTO亦由過去的規則制定核心，轉變爲功能偏向協調與對話的平臺。

在此背景下，歐盟與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的互動尤具指標意義。在美中經貿對抗持續升溫下，原本缺乏交集的兩大區域體系開始出現制度性對接。本次部長會議期間，雙方明確表達將合作推動具體且具包容性的WTO改革方案，並透過制度對話與政策協調，實質扮演「替代性規則供給者」的角色。

歐盟與CPTPP合計涵蓋三十九個國家，具備相當規模與制度影響力，顯示全球貿易規則的生成機制，正由傳統多邊談判，逐步轉向由區域與跨區域聯盟主導。

在此趨勢下，WTO角色亦出現質變。過去試圖以單一制度涵蓋所有成員的模式，在大國競爭與發展差異擴大的情勢下逐漸失效。相對地，CPTPP與歐盟透過高標準規範（如數位貿易、環境、國營企業等），形成「範圍較小但標準更高」的制度網絡，並持續向外擴散，逐步成爲新一代貿易規則的重要來源，亦與美國另行推動的經貿規範體系形成分流。

對臺灣而言，此一變化具有明確且迫切的戰略意涵。首先，WTO功能弱化，意味中小經濟體透過多邊機制爭取公平待遇的空間正逐步縮減，傳統制度保障顯著下降。其次，CPTPP已成爲亞太地區高標準貿易規則的核心平臺，其在數位貿易、國營企業、環境、勞工及供應鏈合作等領域的規範，將深刻塑造未來區域經貿秩序。

同時，CPTPP持續對外擴展，不僅與東協等區域組織展開制度對話，也積極吸納新成員。在英國完成加入後，包括臺灣在內的九個經濟體已提出申請，使其成爲當前全球最具吸引力的自由貿易協定之一。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臺灣於2021年9月正式申請加入CPTPP，迄今仍停留在申請階段，尚未成立工作小組、進入實質談判。

若與其他申請者（如中國大陸、厄瓜多、哥斯大黎加、烏拉圭、烏克蘭、印尼、菲律賓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相比，臺灣在經貿制度成熟度與法規完整性上更接近CPTPP標準，卻遲遲未見進展，顯然並非經濟條件不足，而是政治因素主導審查節奏。

中國大陸不僅較臺灣提前申請，亦持續對臺灣案進行杯葛；臺灣則強調中國現行制度尚未符合CPTPP高標準。雙方已將CPTPP視爲「有我無他」的零和競逐場域，使原本以經貿規則爲核心的協定，承載高度政治對抗。

在CPTPP影響力快速上升的情勢下，臺灣應將加入CPTPP列爲最優先的經貿戰略目標。面對申請進度停滯近五年的現實，必須重新調整策略。

首先，應正視兩岸申請案被外界視爲政治競爭延伸的結構性困境，並尋求「去政治化」處理，比照當年兩岸分別加入WTO時被視爲獨立審查個案的模式，爭取突破僵局。

其次，臺灣不能僅從自身利益出發訴求加入，而必須轉化爲成員國的具體利益。換言之，必須讓各國清楚認知，「支持臺灣，即是強化自身經濟安全與供應鏈韌性」。臺灣應善用在半導體供應鏈整合、中小企業轉型與經濟韌性建構上的優勢，轉化爲可制度化的合作價值，以爭取更多實質支持。

本次WTO部長會議的僵局，以及CPTPP與歐盟合作的推進，標誌全球經貿制度正進入新一輪重組階段。對臺灣而言，及早嵌入這一新興制度網絡，已不僅是經濟選項，更是維持國際經貿地位與戰略空間的關鍵條件。

▼在CPTPP影響力快速上升的情勢下，臺灣應將加入CPTPP列爲最優先的經貿戰略目標。（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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