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廣場》行政權凌駕民意 朝野陷懦夫博弈（張其祿）

行政院不副署財劃法，行政院長卓榮泰（中）反批立法院長韓國瑜（左）「一院獨裁」。在野爆料，卓揆只是賴清德總統的棋子。（本報資料照片，美術中心影像合成）

當前臺灣所面臨的，已不是一般的朝野衝突，而是臺灣民主史上罕見、且後果極其嚴重的憲政僵局。行政權與立法權全面對撞，卻沒有任何一方願意承擔制度所設計的責任性出口，結果不只是政治對立升高，更直接造成治理失靈、政策停滯與國家方向的空轉。

這樣的局勢，可用博弈論來形容，其並非單純的政治競逐，而是一場典型的「懦夫博弈」（the game of chicken）。

在「懦夫博弈」中，雙方迎面駛向對方，誰先轉彎誰就被貼上「懦夫」標籤；但若雙方都不轉彎，結局只會是正面相撞、同歸於盡。當前臺灣政治，正是如此。

行政部門拒絕接受立法院多數通過的決議與法律，透過「不副署、不執行」將憲政衝突推向制度邊緣；在野陣營雖掌握立法多數，卻同樣遲疑是否提出不信任案、啓動倒閣程序，讓民意重新裁決。於是，雙方都選擇停在最危險的位置，誰都不願承擔政治風險，卻把制度風險轉嫁給整個社會。這不是制衡，而是僵持；不是責任政治，而是政治怯懦。

在此背景下，賴清德總統將在野多數的立法行爲批評爲「在野獨裁」，不僅在概念上錯置，更在憲政上極其危險。

民主憲政體制中，真正具有「獨裁潛質」的，永遠只可能是行政權，而非在野或立法多數。立法院的多數來自選舉授權，其通過法律本就有憲政上的正當性；其若有違憲之疑慮，制度設計的解方就是立法覆議、憲法審查，甚至是倒閣及解散國會重選，而不是行政拒絕執行。將「多數立法」直接污名化爲「獨裁」，本身就是對代議民主的否定。

反觀當前實際發生的情況，恰恰相反-是行政權以否決、不執行的方式，凌駕並阻斷多數民意的制度表現。這纔是所有民主國家最需要警惕的紅線。

這樣的危險並非抽象想像。韓國尹錫悅政府的前車之鑑仍歷歷在目：當行政權不斷以非常手段對抗國會多數，甚至試圖以戒嚴、緊急命令來壓制立法權時，不但無助於治理，反而引爆更深層的政治危機與社會撕裂，最終使整個國家陷入憲政鬧劇。

必須說清楚的是，「不副署、不執行」根本不是憲政制度所設計的解方，更不是任何正當的制度選項。行政權若無法接受國會多數通過的政策，在責任政治下，只剩兩條正路：要不就是行政院長辭職下臺，要不只能請總統解散國會，交由人民重新裁決。

除此之外，不存在「佔着位子卻拒絕執行法律」的情況。所謂「不副署、不執行」，實質上是繞過責任政治、曲解憲政的偏門手段，使行政權得以否決多數民意，戕害立法權與整體憲政秩序。

當責任政治被懸空、制度出口遭到封死，政治往往會轉而依賴「外部威脅」來支撐內部正當性。這類敘事在短期內或許有助於凝聚支持、壓縮異議，但一旦被過度政治化，便容易使理性討論退位，制度制衡失效，並將整個國家推向高度對立與風險累積的狀態。

今日執政黨所操作的「抗中保臺」敘事，尤其是將在野勢力一概打成「中共同路人」的作法，正是這種政治邏輯的具體展現-以外部威脅正當化內部對抗，以道德標籤取代制度討論。當政治衝突被不斷簡化爲立場忠誠與否，而不再是責任選擇與制度設計，民主運作本身就會開始失去支點。

歷史與當代經驗一再提醒我們，以外部威脅爲名進行內部政治動員，本身就帶有極高的擦槍走火風險。當內部反對聲音被視爲敵我問題，而非制度分歧，政治決策便容易被動員邏輯牽引，甚至可能引火（戰）自焚，讓國家承擔遠超政治本身的慘痛代價。今日烏克蘭所付出的巨大犧牲，正是這種結構性風險的當代警示。

歸根究柢，當一個國家長期陷入「只有立場、沒有制度」的動員政治時，民主本身往往成爲最大的犧牲者。

民主不能靠撐，制度必須有出口。

臺灣真正的危機，不只是朝野對立，而是所有政治行爲者同時拒絕承擔責任。當行政不願服從多數、在野不敢啓動倒閣、總統卻不斷以道德語言升高對抗，整個體制就會被困在一場沒有煞車的懦夫博弈中。

民主不是比誰撐得久，而是看誰願意承擔後果。制度不能只被利用，卻不被尊重；民意不能只被動員，卻不能真正作主。

若臺灣繼續任由行政否決多數、將憲政衝突推向制度邊緣，那麼我們所付出的代價，恐怕不只是一次政治僵局，而是民主體制本身的長期耗損。

（作者爲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