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之際
生死之際(圖／曾儀)
有生必有死。當一個人即將走入「死」這個深不可測的黑暗疆域時，必然要對「生」的世界做出最後的回顧；而各人的感受，所想到的問題，多少有些不同。詩人常在臨終之際寫下絕筆詩，從中不僅可以看到作者的品格和人生觀，而且可以窺得特定的時代氣氛，是一種很有意思且發人深思的作品。
現存的這一類詩歌，大概要算項羽的《垓下歌》爲最早。他一生所向披靡，一度擁有四海，最終卻被劉邦的大軍圍困於垓下。項羽自知滅亡在即，慷慨悲歌：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這是英雄末路之歌。項羽一開口就高度讚美自己，描繪自己有如天神。作爲英雄，他不相信任何世間的力量能夠擊敗自己，只能把失敗歸諸「時」，即天時、命運。面對死亡，項羽並不畏懼，他只是悲嘆自己再沒有力量保護心愛的女人。這個有名的「霸王別姬」的故事，實際意義並不在愛情，而是英雄徹底失去了一切，連他的女人在內。
和項羽同時代的人物，很多具有英雄意識。陳涉耕作于田畝，發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驚人之語；劉邦遊手好閒，見秦始皇威風凜凜，敢說「大丈夫當如是」；陳平爲鄉里父老分肉，想到切割天下也不過如此；韓信還在乞食，就預料將有萬戶人家爲他母親守墓，挑選了一塊四周寬廣的墳地…項羽就是這個英雄時代的佼佼者，當然至死也不服輸。《垓下歌》的背後，隱藏着驕傲和自信：如果不是無法理解的命運，我應該是可以擁有一切的。
當富於理性、長於思辨的陶淵明面對死亡時，他想到的是人與整個世界（包括他人)本質上的疏離。死不過證明：人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擁有任何東西。下面是他的《擬輓歌辭三首》中的第三首：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嶣嶢。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輓歌」是送葬時所唱哀悼死者的歌，但陶淵明不相信一個人會爲另一個人的死怎麼悲哀，便先給自己唱一支輓歌。他預料肅殺的九月將是自己的死期（結果死於當年十一月)，想像別人給自己送葬的景象：馬似乎還有思主之情，風卻只管吹個不停。至於送葬的人們，在葬禮上莫不痛哭流涕，事後也就照舊度日。親戚（古時專指近親)也許還有一點餘哀，他人回到家便唱起快樂的歌，而死者從此與山陵大地渾然一體，永歸寂寞。這實際是以死觀生，因爲死徹底顯示了人同世界的疏離。日常生活中人們總是以「我」爲中心審視一切，比如「我」的家鄉、「我」的朋友、「我」的親人…但陶淵明要說：沒有任何人或物屬於「我」。
宋代陸游的絕筆《示兒》是很有名的：
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在陸游留下的大量詩歌中，有兩種情調很不相同的作品，一種以閒逸散淡的筆調描繪他在鄉村的安適生活，一種以慷慨激昂的筆調抒發他的愛國之情，尤其是對收復中原的渴望。顯然，他在前一種生活中無法確認生命的價值，只能把自己的人生同一項更大的事業聯繫在一起。所以在臨死時，他想到的最大問題不是自我生命的結束，而是中原尚在金人的統治下。這裡體現了宋代士大夫的人生態度：在日常生活中，他們是偏於享樂的；但對於人生最終目的、價值的認識，是從國家、民族、政治、道德等立場出發的。
至於唐寅，他只是一個以自己的藝術才能謀生的文人。按照舊的價值觀，他是失敗的，但他也獲得了一種新的、植根於市民社會的成功。在臨終之際，唐寅怎樣看待自己的人生呢？存世的唐寅絕筆詩，有兩種不同的版本。一種收在《唐伯虎全集》中：
生在陽間有散場，死歸地府也何妨？陽間地府俱相似，只當漂流在異鄉。
另一種收在附錄於全集的《燕中記》中，文中說，這纔是唐寅最後的定本。也許唐寅先寫了前一首，後來加以修改，成爲下面的樣子：
一日兼他兩日狂，已過三萬六千場。他年新識如相問，只當漂流在異鄉。
比較起來，後一首更有意思。唐寅常把七十歲作爲人壽的基數，但他只活了五十四歲。然而換一種演算法，因爲自己一日兼有他人兩日之「狂」，那麼差不多也等於別人的一百歲了（三萬六千場)，並不算短壽。就像現在人們常把一個人完成的事業作爲衡量其生命價值的尺度，唐寅在這裡用「狂」來衡量人生。由此而論，一個人倘若從未「狂」過，那簡直是不曾活過，即使他有一百年的自然壽命。
那麼「狂」真是大可計較。「狂」到底意味着什麼？在中國歷史上，「狂」常被用作肆意直言的掩飾。當一個大臣想要對皇帝作激切的批評時，便會自稱「狂愚」，如魏徵對唐太宗說：「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同樣，任情而發、不遵規度的生活態度，也被稱爲或自稱是「狂」。李白說：「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二者合起來，再考察唐寅的一生，可以明確地說：他所自詡的「狂」便是真誠、自由地生活。這樣活到五十多歲，勝於別人活一百歲。
不管人們是否贊成唐寅，當他把「狂」視爲人生價值的尺度時，至少表明：這個時代確實與過去不同了。
（子芩／摘自鷺江出版社《欲採蘋花不自由》)
《讀者雜誌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