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人／從生活到大腦：行為介入與生物指標在失智預防的角色

圖／iStock

重點提要

1.近年研究顯示，個人長年的生活方式會明顯影響大腦的健康。但傳統認知測驗容易受到情緒、教育程度等臨場因素干擾，難以準確評估行爲介入的長期效果。

2.爲了更客觀評估大腦健康，科學家正轉向更穩定的「生物指標」，例如腦齡與血液檢測。這正爲預防失智帶來可量化且可追蹤的新契機。

3.健康的生活習慣並不保證大腦年輕，反之亦然。整合了行爲介入、生物指標與認知功能的三層架構，有助於更全面看待並守護我們大腦健康。在衆多潛在的生物指標中，腦齡與血液檢測目前受到高度關注。

近年來，失智症（dementia）逐漸成爲社會與醫學界高度關注的議題。臺灣邁入超高齡社會後，隨着人口老化，失智症患者的人數逐年增加，對家庭、照護體系以及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與此同時，醫學界也逐漸形成了一個重要的共識——失智症並非單純的「命運」，而是一個能夠透過早期介入加以延緩、甚至部份避免的過程。這樣的轉變，讓我們對失智症的理解不再侷限於「治療疾病」，而是走向「積極預防」。這不僅僅是醫療模式的改變，更是一場關於生活型態與健康觀念的革命。

失智可以延緩？醫學界逐漸形成的共識

過去，失智症常視爲一種無可避免的老化結果。然而，近十年來的大量研究逐步顯示，失智風險與認知功能的變化，與個人的生活方式息息相關。飲食習慣、運動頻率、睡眠品質、社交活動、甚至心理健康，這些看似日常的小事，長期累積下來卻能顯著影響大腦的健康。

以國際知名的「芬蘭老年醫學介入研究：認知損傷與失能的預防」（FINGER）爲例（請見延伸閱讀1），研究團隊證實，透過飲食調整、規律運動、認知訓練與血管風險控制等多重生活介入，可以有效減緩認知功能的下降。類似地，由美國阿茲海默症協會推動的「透過生活方式的介入保護大腦健康來降低風險」（US POINTER）計劃進一步指出（請見延伸閱讀2），結構化的生活介入方案，包含規律運動、認知挑戰、社交互動、飲食調整以及健康教練的支持，比起單靠個人努力更能顯著改善認知表現。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效果完全不依賴藥物，而是來自生活方式的改變，卻同樣展現出腦功能提升的成效。

進一步來看，《刺絡針》（Lancet）失智症委員會在2024年公佈的最新報告指出（請見延伸閱讀3），多達14項後天可改變的危險因子與失智相關，包括視聽力受損、肥胖與三高、抽菸飲酒等，這些因子大約解釋了45%的失智成因。換句話說，認知功能的退化與失智症的發展並非單一因素決定，而是「基因×環境×行爲」的長期交互作用。這也意味着，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握有主動權，只要透過行爲調整，就有機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自己的腦部命運。

生活方式真的能預防失智嗎？行爲介入與腦健康之間的鴻溝

這些研究的影響力深遠，讓「失智預防」逐漸成爲醫學界的新焦點，而不再只是等到失智發生後才談治療或照護。不過需要提醒的是，目前的證據多半來自一到兩年的短期觀察，至於長期是否真的能延緩甚至避免失智，仍有待更長時間的追蹤與驗證。儘管如此，隨着越來越多研究指出，行爲介入能改善認知功能並降低失智風險，一個合理的假設也因而逐漸成形——行爲介入可能具有延緩甚至預防失智的潛力。

失智的核心表現正是認知功能的下降，因此通常透過各種測驗來間接反映大腦的健康狀態。目前臨牀上評估認知狀態的方法通常依靠問卷，例如腦適能測驗（BHT）或其他簡短認知測驗。然而，這些測驗結果往往容易受到許多個別臨場因素所幹擾，例如受測者的年齡、教育程度、當下情緒與環境以及腦霧狀況，都可能影響分數，造成短期的波動。

此外，認知功能也會受到基因、生活型態與整體健康狀況的長期影響。例如，在偶發型阿茲海默症中，APOEε4是常見的高風險基因；而在顯性遺傳型阿茲海默症中，則與類澱粉前驅蛋白（APP）、早衰基因1（PSEN1）、早衰基因2（PSEN2）等基因突變有關。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某些與長壽相關的基因可能對認知功能具有保護作用，降低罹患失智症的風險。

除了基因之外，長期的生活型態與身體健康狀態同樣重要，包括運動習慣、飲食品質、抽菸與喝酒的情況，以及是否有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心臟疾病、精神或神經疾病、聽力障礙等，都會逐漸累積損害而影響認知功能。

這些因素彼此交織，使得單靠問卷測驗分數，很難準確評估行爲介入的真正效果。有時候，短期內分數可能沒有明顯提升，並不代表大腦沒有受益；相反地，即使分數提升，也不一定完全反映大腦結構或功能的實質改善。因此，我認爲從生活型態介入到腦健康改善之間，還需要一箇中間層，一個更穩定、更客觀的橋樑，來幫助醫師判斷這些介入究竟有沒有真正影響到大腦。

生物指標：連結生活與大腦的橋樑

這個中間層，就是所謂的「生物指標」（biomarker）。

生物指標的價值在於，能在「行爲介入」與「認知功能」之間，提供一個相對穩定且可量化的測量。因爲認知測驗的分數會受到太多臨場因素的影響，就像昨晚睡不好、心情低落或緊張，甚至只是測驗當天不專心，都可能影響表現。這樣的波動，讓醫師難以判斷「改善」是真實存在，還是隻是暫時狀態。

而生物指標不同。它往往能反映長期累積的生理變化，避免短期波動的干擾。從基因背景，到腦影像結構，再到血液中的代謝與發炎因子等，都可能成爲有潛力的生物指標，用來更客觀地評估行爲介入對大腦的真實影響。

有潛力的腦健康生物指標：腦齡與血液檢測

在衆多潛在的生物指標中，目前有兩個與腦健康有關的生物指標受到高度關注：腦齡（brain age）與血液檢測（blood-based biomarker）。

首先，腦齡的概念是透過腦影像與人工智慧（AI）模型，推算出一個人的「大腦年齡」，再與實際年齡相比較。如果腦齡比實際年齡更「年輕」，代表腦部健康狀態較佳；反之，若腦齡超過實際年齡，則可能意味着加速老化或有潛在風險。

與認知測驗不同的是，腦齡是經由影像客觀計算而來，比較不受情緒、疲勞、環境等臨場因素干擾，因此在衡量大腦狀態上具有更高的穩定性與可信度。同時，直觀的數字也能幫助醫師追蹤大腦隨着時間的變化，成爲一項兼具可量化性與追蹤性的生物指標，有助於更精準地觀察大腦隨着時間的變化，爲「預防」提供更明確的依據。

我自己的研究正是聚焦於腦齡的發展與應用。我與團隊所開發的模型能從磁共振造影（MRI）影像中擷取大腦神經纖維的關鍵特徵，並據此計算出「腦神經年齡」。研究顯示，當一個人的腦神經年齡比實際年齡更年輕時，未來罹患失智症的風險會顯著降低（請見延伸閱讀4）；同時，在接受相關藥物治療時，療效也往往更加理想（請見延伸閱讀5）。換句話說，腦齡不僅是一種預測工具，也可能成爲臨牀治療反應的重要參考。

接着，在血液檢測方面。過去，阿茲海默症的診斷常依賴腦脊髓液或正子斷層掃描（PET），然而這些檢查昂貴且具侵入性，難以應用於一般族羣或大規模篩檢。近年來，隨着血液檢測技術的進步，研究人員已能透過抽血方式，測定某些與腦部病理相關的蛋白質濃度，例如β-類澱粉蛋白（Aβ）、磷酸化τ蛋白（p-tau）、神經元絲輕鏈（NfL）以及膠質原纖維酸性蛋白（GFAP）。這些指標顯示出高度潛力，未來有望成爲失智風險的早期預測與監測工具。

有了這些生物指標，醫師與研究人員就能更精確地追蹤「行爲介入」是否真的對腦部產生實質影響，而不必再只依賴主觀或短期變動的認知測驗。這也讓我們更接近一個關鍵目標——從生活方式的改變，連結到腦健康的真實改善，爲預防失智與延緩老化提供更科學、可量化、可追蹤的客觀依據。

行爲介入、生物指標、認知功能之間的複雜連結

然而，在談到這些指標時，我們也必須謹慎，因爲行爲介入、生物指標、認知功能之間的關係，並不是一條直線，而是高度非線性的網絡。

依我多年來看診的經驗，有些人的生活習慣並不理想，例如缺乏運動、飲食不均衡，但檢測出來的腦齡卻相當年輕。這類情況很可能與遺傳背景有關，例如攜帶了所謂的「長壽基因」，在某種程度上對大腦形成保護作用。相反地，也有些人生活方式非常健康，不僅均衡飲食、規律運動，睡眠品質也相當良好，但由於基因的影響，他們的腦齡仍然偏高，看似「老化」得比較快。

還有一種狀況是，檢測顯示腦齡偏高，但在認知功能測驗中卻表現良好。這通常出現在高知識分子或是平時大量用腦的人身上，他們透過長期的腦部活動建立了所謂的「認知儲備」，讓他們即使在腦結構或生理上出現老化跡象，認知功能仍維持在良好水準。

這些案例提醒我們，不能把「行爲介入→生物指標→認知功能」視爲單純的直線關係。相反地，這更像是一個多層次、交織的網絡，受到基因、環境、教育、生活方式等多重因素影響。因此，在解讀生物指標與認知測驗時，我們必須謹慎，不應過度簡化，更不該把單一數值視爲大腦健康的全部答案。這也是爲什麼我認爲生物指標的價值，不是取代認知測驗，而是與之互補。

建立「行爲介入×生物指標×認知功能」的三層架構

總和以上的論述，我認爲未來的腦健康預防介入應該建立在一個「三層架構」上：

第一層包括行爲介入和基因。行爲介入是後天的部份包括飲食、運動、睡眠、社交、心理健康等，是我們能主動改變的部份。基因是先天的部份，是我們與生俱來不能改變的部份。行爲介入和基因互相影響的結果就決定了第二層腦健康狀態。

第二層包括腦健康狀態和個別臨場因素。腦健康狀態可以利用腦齡或血液生物標記提供客觀量化，做爲追蹤與驗證的橋樑。個別臨場因素牽涉到個人的知識經驗以及臨場表現。而腦健康狀態和個別臨場因素互相影響的結果就決定了第三層認知功能表現。

第三層是認知功能，也是我們最終希望維持的核心結果。我們可以透過腦健康生物指標來導引行爲介入的方向，這樣的話，認知功能將會逐漸改善。而認知功能的改善也將確保自己未來能避免或延緩失智的發生。

請注意，這三者之間並不是單向因果，而是動態交互影響。基因和行爲介入會影響腦健康狀態，腦健康狀態也會反過來影響基因（透過表觀基因）和行爲介入（透過生物回饋）。同理，腦健康狀態和個別臨場因素會影響認知功能，而認知功能也會影響腦健康狀態（透過用進廢退）和個別臨場因素（透過認知儲備）。唯有理解並接納這種非線性、互相影響的模式，社會大衆才能避免「迷信單一數據」的陷阱，進而更全面看待自己的腦健康。

預防比治療更關鍵

總結來說，醫學界正逐步建立一個共識——失智症的風險可以透過行爲介入來降低。而要把這個假設真正落實到生活與臨牀，需要「生物指標」來做爲中介，幫助我們更準確地評估效果。

腦齡與血液檢測，爲我們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讓「預防失智」不再只是抽象口號，而是可量化與追蹤的行動。但同時，我們也必須謹記，這些數據並不是終點，而只是過程中的一環。真正的核心，仍然是透過日常生活中不斷累積的健康行爲，來守護大腦。

我相信，當我們把「行爲介入×生物指標×認知功能」的三層架構整合起來，就能在預防失智的道路上，走得更穩、更長遠。這是一條不容易的路，但卻是值得每個人開始的路。

（本文出自2025.11.01《科學人》網站，未經同意禁止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