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看世界》G2可行性探析（武心波）

2025年10月中美元首釜山高峰會談期間，美國總統川普定義爲「G2對話」；同年12月4日美國發布的最新《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則將中美關係定位爲「全球秩序塑造的核心互動」，標誌着美國戰略認知的正式升級。（示意圖：shutterstock/達志）

近期國際舞臺上的兩大動態頗具風向標意義：2025年10月中美元首釜山高峰會談期間，美國總統川普公開將此次會晤定義爲「G2對話」，這一表述凸顯其對中美雙邊互動主導全球秩序的認知取向；同年12月4日美國發布的最新《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則進一步明確將中美關係定位爲「全球秩序塑造的核心互動」，標誌着美國戰略認知的正式升級。

當前，全球化進程已進入「深度重構期」，國際格局變革的核心命題正經歷深刻轉型——從傳統意義上的大國權力轉移，逐步升級爲世界領導型國家的角色重塑與國際秩序底層邏輯的系統性再造。

在此歷史背景下，中美兩國作爲全球GDP佔比超40％、對全球產業鏈貢獻率超50％的核心力量，其互動模式不僅直接影響全球治理體系的演進方向，更關乎人類文明發展的未來路徑。中美是否可共同打造新型大國關係下的「雙領導體制」，已然成爲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戰略性議題，其答案將深刻塑造21世紀的世界格局。

一、「中美雙領導體制」的建構基礎

（一）經濟領域：從價值鏈分工到規則引領的能力互補

中美經濟分工邏輯已從傳統「要素稟賦差異」，轉向「產業鏈能級差異」與「規則制定權競爭」的雙重維度。

美國憑藉佔全球35％的研發投入、紐約證交所佔全球30％的市值、佔GDP 80％的高端服務業優勢，佔據全球價值鏈「創新端」與「定價端」，在EDA設計軟體、高端光刻機核心部件等半導體領域壟斷技術咽喉，依託佔全球60％外匯儲備和80％貿易結算的美元，掌控全球資本流動調控權。

中國則以涵蓋41個工業大類、207箇中類、666個小類的完整工業體系，14億人口加4億中等收入羣體的超大規模市場，成爲全球價值鏈「製造端」與「市場端」，在太陽能元件（全球產量80％）、動力電池（65％）、高鐵運營里程（70％）等領域實現從跟跑到領跑的跨越。

這種分工呈現動態互補特徵：美國技術創新需中國製造實現商業化落地（如蘋果手機中國組裝貢獻15％附加值，支撐90％產能），中國產業升級需美國高端技術設備支援。

當前核心矛盾已從「要素錯配」轉向「規則分歧」，數位貿易、數據跨境流動、產業補貼等領域的規則差異，成爲影響全球產業鏈穩定的關鍵變數。

（二）安全領域：從供給差異到公共產品協同的潛力空間

美國軍事力量核心定位是維護全球霸權，通過11艘核動力航母、374個海外軍事基地、北約聯盟體系構建全球安全威懾網路，在F-35隱形戰機（全球部署逾900架）、飛彈防禦系統等領域領先，但「印太戰略」等進攻性、排他性舉措加劇地區安全困境。

中國軍事發展以防禦性和公共性爲導向，既構建以航母、核潛艇爲核心的遠洋作戰力量，在反衛星、高超音速飛彈等領域形成有效制衡，又累計派出5萬餘人次維和官兵（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最多），在亞丁灣護航、打擊海盜等行動中展現負責任大國形象。

中美安全分工潛力體現在公共產品供給互補：美國可依託聯盟體系應對地區衝突、核擴散等傳統安全威脅，中國可藉非結盟外交優勢推動反恐、網路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合作，構建「傳統+非傳統」安全合作框架，提升全球安全治理效能。

（三）科技領域：從賽道互補到創新治理的引領可能

美國科技領先根植於「基礎研究+市場轉化」雙輪驅動，全球前20名高校佔15所，培養40％頂尖科技人才，矽谷模式推動人工智慧、量子計算等前沿突破，形成「基礎研究-技術研發-產業應用」閉環。

中國則呈現「應用驅動+政策引導」特徵，在5G專利（全球40％）、高鐵技術（輸出100餘國）、航太等領域實現突破，超大規模市場爲科技轉化提供獨特優勢，移動支付普及率90％、新能源汽車銷量佔全球60％，形成「應用反饋-技術反覆運算-產業升級」良性迴圈。

中美科技競爭核心並非零和對抗，而是賽道互補：美國基礎科學、底層技術優勢與中國應用技術、產業轉化優勢，可通過技術交流和人才流動實現協同。如美國碳捕捉技術與中國新能源產業結合加速碳中和，基因編輯技術與中國臨牀資源結合縮短新藥研發週期，推動全球科技進步。

二、「中美雙領導體制」的可行性支撐

（一）可行性基礎：大國責任與治理需求的剛性約束

一是全球性議題應對的剛性需求。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安全、核不擴散等挑戰的非排他性與不可分割性，決定單一國家無法獨自承擔領導責任。中美合計排放全球45％溫室氣體，缺乏協作則《巴黎協定》2°C溫控目標難以實現；新冠疫情更證明，兩國在疫苗研發、醫療物資供應等領域的協同是全球公共衛生體系的核心支撐。作爲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美共同發揮領導作用是應對全球變亂的現實選擇。

二是全球治理改革的必然要求。當前治理體系延續西方中心主義，IMF新興市場國家投票權（40％）遠低於其經濟佔比（60％），數位貿易等領域規則滯後。美國可借傳統國際組織影響力推動規則調整，中國可代表新興市場提出「共商共建共用」方案，二者協同爲治理體系注入新動能。

三是制度優勢的互補性支撐。美國擅長規則制定（主導WTO、IMF規則）與硬制度執行，中國擅長專案落地（如「一帶一路」基建互聯互通）與軟制度構建，這種「規則引領+實踐落地」的互補性，可轉化爲治理協同效能，爲雙領導體制提供底層支撐。

（二）雙邊合作的實踐積澱：協同基礎的現實佐證

中美在長期互動中已形成諸多合作共識與實踐成果，爲雙領導體制構建積累了寶貴經驗。

在經貿領域，儘管存在摩擦，但中美互爲重要貿易伙伴，2024年雙邊貿易額仍超6000億美元，通過多輪經貿談判建立了關稅減免、市場準入等協商機制，證明雙方具備規則協同的談判與執行能力。

在全球公共產品供給領域，中美曾在伊朗核問題談判、朝鮮半島無核化進程中密切協作，共同推動達成相關協定。

在氣候變化領域，2023年中美聯合發佈《強化氣候行動聯合宣言》，推動全球碳減排進程提速，展現了大國協同應對全球性議題的實效。

此外，在跨國犯罪打擊、禁毒、反恐等非傳統安全領域，中美通過情報共用、聯合行動等方式形成了常態化合作機制。

這些實踐不僅驗證了中美「分工協作、優勢互補」的可行性，更培育了雙方的溝通渠道與協作慣性，爲雙領導體制所需的協同能力提供了現實支撐。

（三）國際社會的協作期待：合法性基礎的潛在支撐

全球治理赤字的持續擴大，使國際社會對中美髮揮協同領導作用存在普遍期待，爲雙領導體制提供了潛在的合法性基礎。

從多邊機制反饋來看，G20、APEC等國際平臺多次呼籲中美加強合作，推動全球經濟復甦、產業鏈供應鏈穩定；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多次強調，「中美合作是應對全球挑戰的關鍵」，期待兩國在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領域發揮引領作用。

從區域層面來看，東南亞、非洲等地區國家既希望藉助美國的技術與資金優勢，也依賴中國的市場與基建能力，普遍支援中美構建良性互動模式，避免陣營對抗帶來的發展衝擊。即便是歐盟、日本等美國傳統盟友，在數位經濟、綠色轉型等領域也期待中美能夠達成規則共識，爲全球產業發展提供穩定預期。

這種廣泛的國際期待，爲中美雙領導體制構建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推動力，降低了制度落地的國際阻力。

三、「中美雙領導體制」面臨的現實挑戰

一是體系認知的結構性分歧

美國部分勢力宣導的「G2構想」，本質是試圖通過雙邊共管維持霸權地位，限制中國技術突破與產業升級，這與中國奉行的「合作而不共治、平等而不主導」的多邊主義立場根本對立。

美國將中國崛起視爲「秩序挑戰者」，推行遏制政策；中國則定位爲「秩序建設者」，主張多元共治，這種認知差異導致雙領導體制缺乏核心共識基礎。

二是國內政治與戰略互信缺失

美國政治極化使「強硬對華」成爲兩黨共識，政策短期化與情緒化特徵明顯；中國在外部遏制下強化「自主可控」，雙方形成「對抗迴圈」，難以建立穩定的領導協同機制。

三是全球多極化趨勢的消解作用

「全球南方」崛起成爲不可逆轉的趨勢，其人口占全球88％，在國際治理中從被動參與轉向主動作爲，堅決反對大國共管模式。G20峰會等多邊機制的實踐證明，參與越廣泛，治理合法性越強，而雙領導體制易被視爲「強權壟斷」，難以獲得國際社會普遍認同，尤其遭到發展中國家的質疑與抵制。

四是國際博弈的複雜性加劇困境

多極化格局下，歐盟、印度、巴西等力量訴求多元，既不願依附美國，也拒絕被中美主導。美國試圖拉攏「全球南方」孤立中國，中國則堅守發展中國家身份維護「南方團結」，這種博弈使中美難以形成統一領導共識與行動框架。

同時，美國主導的聯盟體系與中國宣導的非結盟外交存在天然差異，進一步制約雙領導體制構建空間。

結語

中美雙領導體制「並非沒有現實基礎，兩國在經濟、安全、科技領域的實力互補，以及全球治理的剛性需求，爲協同領導提供了可能性。但體系認知的結構性分歧、戰略互信缺失、全球多極化趨勢與複雜國際博弈，又構成了難以逾越的現實梗阻。在全球化深度重構的背景下，「中美雙領導體制」並非最優解，更非唯一解。

未來，兩國應摒棄「霸權共管」或「零和對抗」的思維定式，以多邊主義爲導向，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與發展路徑的基礎上，構建「協調而非主導、互補而非對立」的大國互動模式，聯合全球各國尤其是「全球南方」國家，共同推動國際秩序向更公平、包容、高效的方向演進，這纔是重建國際秩序，破解全球治理赤字、實現人類共同發展的根本之道。

（作者爲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

（本文來源《海外看世界》，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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