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聽會無立委到場 學者：國安法應是柳葉刀而非大掃帚

高雄大學政治法律系教授廖義銘。（王千豪攝）

行政院會去年12月通過《國家安全法》修法草案，立法院內政委員會今（19）天舉行公聽會，但現場並無立委到場發言，僅學者各言爾志。高雄大學政治法律系教授廖義銘則示警，國安的維護不應以犧牲民主法治的核心價值爲代價，一部好的國家安全法，應是一把精準的柳葉刀，精確切除真正危害國家的毒瘤，而不是一把粗糙的大掃帚，將公民的自由與權利一併掃除。

廖義銘表示，《國安法》往往涉及對人民權利最嚴厲的限制，在立法論上更應秉持憲法上的比例原則與法律明確性原則，精確劃定刑罰的射程範圍。他提醒，過於寬泛或模糊的構成要件，不僅可能無法精準打擊真正的危害行爲，反而可能對民主社會賴以運作的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及正當經濟活動造成不必要的「寒蟬效應」，進而侵蝕大家欲守護的民主憲政秩序。

談及政院版《國安法》草案將「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構成要件，修正爲「足以生危害於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形式適性犯要件，廖義銘指出，若採用「『足以生』損害於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作爲客觀構成要件，在實務操作上將面臨嚴重的憲法疑慮。

廖義銘說明，「足以生」在法理上屬於「抽象危險犯」之態樣，它關注的是行爲本身在客觀情勢下，發生危害結果的「可能性」或「傾向」。然而，當此概念應用於規制言論或表意行爲時，若缺乏嚴格的主觀要件加以衡平，將導致國家刑罰權的過度擴張。

廖義銘建議，在涉及限制言論、表意或政治活動的國安法條文中，必須堅持「主觀特定意圖」與「客觀具體危險」並重的雙重構成要件，絕不能爲了降低偵查與起訴的難度，而剝離行爲人的主觀惡意要件，或僅憑抽象的危險推論來替代客觀證據的證明，否則將導致人民無從預見行爲之法律後果，從而產生自我審查，扼殺民主社會的活力。同時，這也極易導致選擇性執法，使法律淪爲政治鬥爭的工具。

廖義銘呼籲，《國安法》修正案應該精確界定危害國家和社會安定的客觀情況或界定標準，且立法者應捨棄「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此類抽象形容詞，轉而採取「類型化」的方式，具體列舉所欲保護的重大法益及對應的危害行爲態樣，例如將「國家安全」具體化爲防止泄漏特定國防機密、防止對關鍵基礎設施的實體破壞、防止外國勢力以非法手段干涉民主選舉等。

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助理教授王智盛表示，過去用主觀要件，使實務上面臨沒辦法有效定罪，現在改用客觀行爲，未來在國安調查或國安法治應用中，能精準或清楚的瞭解掌握，甚至定罪，

王智盛舉例，這幾年包括澳洲、加拿大、英國等基本上都不要求證明內心是不是有抽象的叛國意志，而是客觀要求足以造成危害，譬如證明是否受到外國指示、贊助，或秘密欺瞞等各種風險行爲，這些都是以客觀的足以生危害的角度來進行，呼籲趕緊強化跟修法。